上个月十四日，出版家范用逝世。这位为出版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家，他的离去让很多同他有过交往的文化人深切怀念。上海学者陈子善也是位爱书如命的人，同范用先生交往频繁，他在范老去世一个多月后，写下与范老的书缘故事，追忆范用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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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认识范用先生已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。1985年8月，浙江富阳举行郁达夫去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。“文革”浩劫后幸存的与郁达夫有过交往的汪静之、许杰、楼适夷、柯灵先生等都参加了，范用先生也来了。他当时是三联书店总经理，但与汪、许、楼、柯诸位比还是小弟弟。但在我的眼里，他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。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《傅雷家书》（傅雷）、《随感录》（巴金）、《干校六记》（杨绛）等书，都是在他主持下才得以问世的。

　　也就是在那次郁达夫研讨会上，范用先生向我约稿，要我编选一部郁达夫谈书的书，我不免有点诚惶诚恐，他的口气却是不容置疑的，你可以做，你应该做！我除了答应他的吩咐，不敢说个“不”字。这部《卖文买书———郁达夫和书》1986年夏编竣，虽然迟至1995年3月才由三联书店推出，但我与三联书店的书缘却是由他一手开启的。

　　从此以后，几乎每次到北京都要去拜访范用先生，他太忙了，总是风风火火地在处理各种大小事务，所以我的拜访时间都不长，说完事，拿了想要的书，就走，有点“无事不登三宝殿”的味道，他也就摆摆手，说一句：“下次再来”。

　　作为出版家，范用先生一生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，自己留下的文字并不多。我记忆中，他的第一本书是《我爱穆源》，一本可爱的48开本的小书。穆源是范用先生家乡江苏镇江的一所中学，是他的母校。“人在江湖，心存穆源”，此书所收就是他九十年代初给穆源中学学生所写的16封信，充满了他对风云激荡的青少年时代的细腻而又真切的回忆。

　　他的赠书，环衬上有亲笔题签：“子善同志哂正　范用 时年七十”。记得他寄我书时，向我提了一个要求，因为《我爱穆源》“附录”了他早年的两篇“少作”《一九三七年的四天》和《姐姐》，他忆起在穆源中学时期还写了一文刊于镇江某小杂志（我已忘了刊名），嘱我代为查找，以后来信，包括寄贺年卡时还多次提及。我查过，可惜上海图书馆未藏此刊物，一直没有结果。现在范用先生已经远去，他的这个心愿仍然未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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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家都说范用先生是“一个纯粹的出版家，一个为书而活着的人”（汪家明先生语），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，但是落实到具体，各人的感受恐怕会有所不同。在我看来，出版家的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敏锐、大胆地发掘作者，竭尽心力地出好作者的书。范用先生推出曹聚仁、叶灵凤、柳苏（罗孚）等香港作家的著作，当时都有点风险，都是需要勇气的。三联版叶灵凤的《读书随笔》（三卷本）由丝韦（罗孚）编选，在他主持下隆重推出，范用先生后来回忆道：“叶灵凤的小品文写得好极了，没有人像他那样认真、细心地写东西”，“我在香港见过叶灵凤。那时很多人对他有误解。香港陷落时，他没离开，还在报上发表有关文艺知识的小文章，有人骂他是汉奸文人。我说他不是‘汉奸文人’，而只是个‘文人’。文人要吃饭，只好写文章。他没写过汉奸文字。”（引自《叶雨书衣》）

　　可见，出版这书还暗含着他为故人辩诬的一份深情。他出版柳苏的《香港，香港》等书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今年国庆我恰好在香港，拜访已年届九十高龄的罗孚先生，谈到范用先生，罗先生不胜唏嘘，感叹次日赴京，却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！罗师母回忆罗先生幽居北京十年，一次在饭店用餐，巧遇范用先生，他紧握罗先生的手不断地说：“你住哪里？住哪里？我一直在找你，找得好苦！”接下来的事就可以想见了，“文章合有老波澜”，正是在范用先生的鼓励和催逼下，罗孚先生的精彩诗文喷涌而出，柳苏的名字开始在《读书》上出现．．．．．．，从而成就了他后期文学创作的大丰收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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